IMF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巴奈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8%，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5.2%。当前，全球经济会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中国在哪些领域将有较为突出的增长？

(资料图)

就上述相关问题，澎湃新闻旗下高端投资对话节目《首席连线》近期专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巴奈特（Steven Alan Barnett）。

中国经济强劲反弹将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8%，2024年增长3%，这较1月份的预测值各自下调了0.1个百分点。就短期情况而言，全球经济还会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我们要警惕哪些“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

史蒂文·巴奈特:是的，我们4月11日发布了新的预测，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从去年的3.4%下降到今年的2.8%；我们预测明年经济增速回升到3%。相比今年1月发布的预测，我们对今年和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均下降了0.1%。

其中，一个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的关键领域是贸易。我们知道出于经济原因，供应链的多样化可能是有必要的。如果做得好的话，它对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确实很小。但是，随着世界可能分裂成不同集团，贸易分裂或将带来巨大损失。我们预测，这可能使全球经济损失7%的GDP，而这仅仅是贸易分裂带来的影响。如果我们再加上技术脱钩，一些国家的损失可能达到12%的GDP。

因此。如果让我明确地提几个建议，我想其中之一会是需要让贸易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不是让全球经济分裂的工具。这可以从撤销最新的关税政策、以及放宽过去五年实施的贸易限制开始。通过加强多边贸易体系拓宽新的领域，例如数字化、电商、投资等。贸易甚至能对解决气候变化起到帮助，加强贸易往来也能成为帮助各国实现气候目标的一种助力。

就像您提到的，中国的贸易支持是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来谈谈中国吧。IMF之前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5.2%，这比去年的预测高出了0.8%。那么在您看来，这一预测被上调的原因是什么，您认为中国在哪些领域能看到明显的增长，例如投资、消费或者对外贸易？

史蒂文·巴奈特:确实，我们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速为5.2%。关键因素是经济环境重新开放。这5.2%增速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是消费，我们能看到消费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至于贸易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了进展；出口增长也许比市场预期的还要强。

但总的来说，由于全球需求放缓，以及中国出口在疫情期间已经非常强劲，出口不太可能成为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消费确实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消费情况，自2006年以来，中国家庭的消费增长实际上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但它的增长速度没有GDP的增速快，因此我们能看到，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占GDP比重最低的经济体之一。

这表明，消费不仅能成为短期内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中期的经济发展中，消费也能发挥强大的作用。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更高的消费实际上是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表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中国2023年第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长4.5%，超过了市场预期的4%。而至于您所说的消费，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8%，同样超过了市场预期的3.7%。那么进一步探索消费领域的话，您认为哪些行业的消费会出现巨大增长？

史蒂文·巴奈特:: 有两种方式来看待消费问题。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学家，我更倾向于将消费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里有一个关键因素是，在全球疫情期间，家庭的储蓄率有所增加，这意味着家庭已经建立了一些消费能力。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环境重新开放，我们预计消费会快速增长。

如果我们分行业来考虑的话，增长最快的可能是那些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比如一些对人际接触敏感的行业；这涉及服务行业，比如餐饮、旅游。这些受疫情最大影响的服务行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能让他们赶上疫情前的增长趋势。

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中国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4.5%的看法吗？

史蒂文·巴奈特:我们也仍然在研究这些数据。首先我认为，这个增速似乎比预期强一些，尽管我们预期今年会出现强劲的反弹。因此，我认为第一季度的数据，与中国经济将出现强劲反弹的预测是一致的。

我想强调的是，这不仅对中国是好消息。我们估计，今年中国实际上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超过三分之一的贡献。因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了很大比重，并且增长速度很快，这只是直接影响。

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将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随着中国经济复苏，中国将从其他国家进口更多商品，帮助提振其他国家的需求。中国游客会到国外旅游，我们估计这些溢出效应带来的影响实际上相当可观。当中国的经济增速上升1个百分点时，其他国家的增速就会上升约0.3个百分点。所以说，经济复苏不仅对中国有利，也为全球需求带来了好消息。

确实如您所说，中国经济的复苏给全世界都带来了巨大利益。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提出的GDP增长预期目标在5%左右，您认为这种复苏是确定的吗？

史蒂文·巴奈特:是的，甚至在全国两会前，我们就已经做出了5.2%的预测，所以我说这个目标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方面很重要，也是政府一直在强调的：就是重要的不仅是增长的数值，增长的质量也很重要。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和中期，实现高质量的增长是关键因素。当提到高质量的增长时，我认为有一个关键点是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经济上的可持续性，这实际上是一种增长模式。从经济学上来说，就是利用资本、劳动力和更发达的新技术提高生产力，驱动经济增长，再反馈到生产力上。这就是经济上的可持续性。

第二是环境上的可持续性，即实现一种环境友好的增长模式。尤其是在中国，以此模式使中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达到这样的目标。

那么您认为这种生产力质量的变化，可能会发生在制造业或其他行业吗？

史蒂文·巴奈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高质量的变化必定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发生。我们注意到，在世界各地随着经济变得更加富裕，服务业的规模相对于制造业往往会变得更大。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200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十分显著，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年来的平均增长率接近9%。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些人会把它称为经济增长奇迹，事实上我不喜欢“增长奇迹”这个说法。因为它不是一个奇迹，而是经济改革的结果。尤其是在2000年，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大幅转移，也就是所谓的“从农场到工厂”。这为生产力提供了巨大的飞跃，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工人的产量，比自给自足的农民要高得多。

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下一个发展阶段，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本身并没有带来同样的生产力提升。假如我是一个工人，我从工厂到花店本身并不会带来更多的产量。因此现在的挑战变成了，在行业内部获得更多生产力，也就是在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内部提高生产力。

预计人民币国际化将继续向前推进

现在我们来聊一些全球经济热点。最近我们看到银行业经历巨大的动荡，尤其是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破产；也包括瑞士信贷现已被瑞银收购。这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您如何看待银行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史蒂文·巴奈特: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最新预测已经考虑了这些动荡的影响。我们能看到，政策制定者已经采取了有力的行动来稳定银行系统，这些行动似乎减少了市场的焦虑。因此，快速和果断的行动基本上遏制了对金融稳定性的威胁。

然而，很明显全球经济前景处于下行阶段，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危险的阶段。经济增长率仍然较低，通货膨胀仍然很高，金融风险已经开始上升。事实上，我们对未来全球金融状况的发展前景有很多的不确定，这指向了一些风险。

因此，在我们的预测中也看到了可能的经济下行，这些风险的特点是由金融条件的收紧引起，例如个别银行带来的进一步压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5%，在此前预测基础上额外下降0.3%的增长率。我们也下调了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预期，预计在中期恢复正常增速。

您认为银行危机会波及整个金融行业的稳定吗?

史蒂文·巴奈特:我们看到强劲的全球增长需要稳定的物价和金融环境。因此，随着最近银行业的压力，抗击通胀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看到的是，各国央行以几十年来最快、最同步的速度加息，但核心通货膨胀仍然居高不下。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银行也发生动荡，说明了从长期的低利率和充足的流动性，过渡到长期的高利率和更少的流动性是多么困难。

简单来说，我们给央行的建议是，他们应该继续利用利率来对抗通货膨胀，同时利用一些金融政策来确保金融稳定。值得强调的是，一个更普遍的观点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银行系统，它们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更有韧性，这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些改革的成果。

您认为美国“经济硬着陆”是否不可避免?

史蒂文·巴奈特::我们的全球增长预测从去年的3.4%下降到今年的2.8%，这已经考虑了最近的动荡和政策行动。因此在这方面，基线情景分析下，不会出现美国经济“硬着陆”或全球衰退。但显然风险已经上升。如我们所知，经济前景的风险完全是下行的。

那么您怎么看其他央行做出的政策决定呢?您认为当他们在修正经济前景时，他们会改变现有的政策路径吗?

史蒂文·巴奈特：我们的建议是，央行继续专注于抑制通胀，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我们已经从经验中学到，如果通胀和通胀预期变得根深蒂固，那么降低通胀的成本就会更高。因此通货膨胀，特别是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核心通货膨胀，它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是央行最好控制的指标。它一直居高不下，所以把它降下来是很重要的。

风险在于，如果人们开始预期通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走高，这可能会激发“自我实现”，工人开始要求更高的工资，他们得到更高的工资刺激了需求。所以避免这种工资价格螺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基线是，央行应该专注于控制通胀，并相应地使用利率政策。

几十年来，美元一直是全球最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但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却呈下降趋势。同时，传统上在储备组合中并不占主导地位的较小经济体的货币外储正在增加。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史蒂文·巴奈特：没错，自1999年欧元发行以来，我们已经看到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份额实际上是下降的。这一比例从1999年的71%，降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58%多一点。因此，这一时期下降了大约12.5个百分点。我们看到欧元的情况是，欧元外汇储备所占份额一直相对保持在20%左右。它不是恒定的，它时高时低，但它大致在20%的附近，这意味着其他货币的份额一直在上升。

其中一种货币就是人民币。第一个关于人民币的数据点是2016年，当时，人民币约占各国央行储备资产的1.1%。最新的数据是2022年第四季度的2.7%，增长了一倍多，这也是人民币升值的一个例子。

但我认为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回顾更长的时期，即使是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也看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巨大变化。美元确实仍是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要知道，储备货币往往变化非常缓慢，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演变。

近期，中国的银行已成功在巴西办理首笔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标志着中国在巴西市场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取得实质性进展。您如何看待人民币的国际化？

史蒂文·巴奈特: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我们已经看到，人民币被用于贸易结算，或作为跨境金融交易的一种手段。所有这些的运用都在增加，我们看到它的份额在增长，人民币和国际储备资产都是如此。

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使人民币成为SDR篮子中的五种货币之一。其他的是美元，日元，英镑和欧元。我们会定期对其进行评估，在去年最近的一次评估中，我们实际上适度增加了美元和人民币的份额，在我们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反映出，这些货币的使用率越来越高。

但我认为，货币的国际化最终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过程。因此，随着中国继续对外开放，我们预计人民币国际化将继续向前推进。这可能不是一个线性过程，未来会有起伏，但方向是明确的，中国的作用和全球经济将继续增长。我认为与此同时，全球的交易员和投资者也希望使用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