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文物不可再生，保护第一，是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的首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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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莫高窟时强调，要十分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加强石窟建筑、彩绘、壁画的保护，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以常书鸿为代表的第一代莫高窟人，通过清理积沙、修筑围墙、抢救濒临毁坏的壁画彩塑等探索性保护实践，开启敦煌文物早期保护，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施了莫高窟崖体加固工程，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将科学保护理念和先进分析技术引入到石窟保护中，使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从看守和抢险加固阶段逐步进入到多学科综合性保护阶段……

可以说，在保护敦煌文化——这颗世界文明长河中的璀璨明珠的道路上，敦煌研究院一直在与时间赛跑，一代代莫高窟人砥砺奋进，不断探索多种科技创新手段，实现从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到主动的预防性保护，在致力于建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的目标之路上，正逐步成为我国文化遗产领域科学保护的典范。

将科技引入文物保护领域，多举措护航文化遗产，是时代趋势。目前，敦煌研究院牵头建成的我国首座多场耦合实验室，取得的研究成果，未来将应用到全国不同环境下文物遗址的保护中。

2023年2月14日，农历正月二十四，午后的敦煌莫高窟，阳光灿烂。

距莫高窟10多公里的一处占地面积万余平方米的土黄色建筑里，此刻却正在“下大雨”。

“雨”是从当日上午10点开始下的，已经下了5个多小时了，还要下将近2个小时。密集的雨帘下，一个约120厘米×70厘米的夯土模型裸露于“大雨”中，被无情地冲刷着……

“这个模型使用三星堆遗址附近的素土进行夯筑，具有与原遗址相似的物理性质，这个‘雨’要连续下7个小时，累计雨量140mm降雨量，模拟的是三星堆地区一年中最大的一次降雨，观测强降雨对遗址的影响。实验快到尾声了，可以看到，在持续的降雨作用下，雨水大量渗入，土体粘聚力大幅下降，模型四周坍塌得十分严重。”说这一番话的是负责此次模拟实验的张博博士。他所在的实验室——这个外表颜色如黄沙般的庞大土黄色建筑，正是我国文物保护领域首个多场耦合实验室——位于敦煌莫高窟的“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多场耦合实验室”（以下简称敦煌研究院多场耦合实验室）。

与“大雨如注”的风雨仓一墙之隔的另一间实验仓里，还堆放着几块大小不同的试验模型。张博说它们分别来自秦东陵和锁阳城遗址，同时分别代表着湿润区和干旱区的典型夯土遗址。“现在，来自三星堆的这个样品代表的则是潮湿区。目前，我们实验室仓体的各项环境要素，是能够覆盖我国绝大部分的气象条件。多场耦合实验室相比于以往的室内实验和现场模拟实验具有以下优势：首先是时间可控，比如，我们夏天可以模拟降雪冻融，冬季可以模拟降雨日照，其次是数据精确性，各项环境参数均能做到较高的控制要求，包括降雪降雨的均匀度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标准；再者就是变量可控性，我们可以加入单一的影响因素，或者是多种因素同时耦合性地来对它进行模拟实验。像这个实验（三星堆样品实验），我们依据当地的实际环境进行了加速模拟，以降水为主要因素，耦合温度、日照，以及相对湿度进行模拟。”

像1.8吨左右重的来自三星堆的模型，应该算是敦煌研究院多场耦合实验室里的土遗址样品中的“小块头”，目前这里可移动的模型最大的有15吨。如此“庞然大物”也能在实验室做实验吗？不用担心，在这个挑高约为两层普通住宅楼高的庞大空间，同样可以对这样重达十多吨的土遗址样品进行耦合实验。

用张博博士的话说，如果将在敦煌研究院多场耦合实验室里进行的模拟实验比作是一种病情诊断，那么，通过环境模拟首先确定遗址是怎么“生病”的，确定了致病机理以及病害发育机制之后，再去研究对应的防治措施——这就有点类似研发“药品”的意味，最后“对症治疗”， 细化药品“说明书”,再将“药品”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救治”更多的土遗址。

我国土遗址保护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多年的保护研究及保护工程，逐渐由抢救性保护阶段向抢救性和预防性保护并重的阶段。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这4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保护手段的历程中，敦煌研究院一直走在前列。近年来，拥有新科技术含量的多场耦合实验室的出现，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实验室中多个无法突破的实验“壁垒”，而取得的研究成果，现已逐渐开始并将应用到全国不同环境下文物遗址的保护中。

这一次针对三星堆样品的模拟实验，就意味着自2020年年底正式投入运行的敦煌研究院多场耦合实验室，眼下，其研究对象，已从干旱环境中的土遗址拓展到了潮湿环境下。

据了解，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多场耦合实验室已初步完成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砂岩风化机理和防控技术探索性研究。莫高窟的相关研究，接下来也将在这座实验室开展。

显然，从莫高窟到三星堆，跨越的不仅仅是地域，更推动了岩土质文物保护往前走了一步。

除风雨仓外，建筑面积达3300多平方米的敦煌研究院多场耦合实验室，还有夏季仓和冬季仓，可模拟-30℃到60℃的温度、10%至90%的相对湿度，以及风、雨、雪、太阳照射等一年四季的各种气候条件，和传统的室内实验和现场试验而言，这里有时间可控、变量可控、条件可重复、能进行足尺模型试验等优点。

而这一切，倘使放到10多年前，不止对于刚刚入职敦煌研究院的裴强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在他的老师的老师、我国古代壁画和土遗址科学保护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古代壁画科学保护的探索者李最雄先生看来，也只是一个设想。

“我们什么时候能将大尺寸的样品，可以送到我们可控制环境的实验箱！”距离李最雄先生的这句感叹，过去快20年了，已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的裴强强却还清晰地记着每一个字。

李最雄先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50多年，一直奔走在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第一线，在石窟壁画、土遗址保护研究领域成果卓著，为我国文化遗产科技保护研究、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裴强强记得当时李最雄先生发出这样一个感叹式的设想的时候，他正跟随李先生带领的团队在交河故城做一个重大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其实，那个时候针对土遗址，我们就已经在做现场劣化实验，在新疆交河我们夯筑起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墙，同时，还在西夏陵和锁阳城遗址都夯筑了差不多大的实验墙，目的是采集等一个春夏秋冬劣化数据，监测劣化过程，分析劣化机理，为保护措施提供依据。”

“但在室外开展现场实验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一场雨一场雪要等很久，很难集齐各种气象气候试验条件。但土遗址的保护却刻不容缓。而当时，传统的实验室只能承载小体量的样品，多如拳头大小的，这样一来，受试验样品尺寸效应和多重环境因素耦合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和工程实践之间有效衔接尚存差距。”裴强强表示这也是李最雄先生之所以产生那样一个设想的重要原因。

等到2012年耦合实验室正式启动建设的时候，61岁的李最雄先生也于当年退休了。

“敦煌研究院的事，是一代代人接续干出来的。”裴强强的老师王旭东是李最雄先生的学生，像接力棒一样，学生接过老师提出的这一设想，并一步步将设想推进为现实。“等到王旭东先生调离敦煌研究院的时候，实验室基本建起来了。”接下来，还是要继续推进环境加载等实验室工作……

彼时，名义上退休的李最雄先生，却如敦煌研究院众多前辈先贤那样，退而不休——裴强强记得就在李先生去世前的一两个月，还和他们一起在文物保护现场研究土遗址的保护。

“他是我国土遗址保护当之无愧的开拓者，是我们的领路人，是他把我们一个个真正地领进了这个领域。我一入职就跟着李老师在做交河故城抢险加固工程，那是我们国家土遗址保护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在这个跟随和学习的过程中，年轻的我从‘让保护文物那就保护’逐渐开始对文物隐隐有了一种敬畏和情感，以至真正喜爱上文物保护。”

2020年12月18日，敦煌研究院多场耦合实验室正式投入运行，而在2019年7月2日，李最雄先生辞世。

有人说，文物保护，看得见的是变化与成绩，看不见的是背后的艰辛与汗水。

曾经，石窟崖体残垣断壁，石窟壁画病害丛生；如今，石窟崖体坚固整洁，石窟壁画焕发生机……经过79年艰苦卓绝的探索，敦煌研究院已经由原来的“保护四人组”发展为200多人、成为全国最大的集研究——设计——施工全链条一体化的文物保护团队。从4到200，改变只是人数，不变的是莫高窟人始终秉持的“保护文物，永远在路上”的神圣使命和精神底色。

在文物保护领域不断引进和加强高科技含量的同时，敦煌研究院继续在利用数字化进行保护文物的探索研究中发力，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从“数字敦煌”理念到而今积累的海量数字资源，敦煌研究院在围绕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这一目标，在文物数字化等基础和应用研究、关键技术研发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并利用互联网平台实现全球共享，向世界传播敦煌文化，为提升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增进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人类网络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贡献。

莫高窟第265窟，开凿于北魏，于五代、西夏重修。

眼下，对于这一洞窟中面积为44.71平方米的壁画的数字采集，正在加紧进行。

“这一次洞窟数字采集进驻了两组，主要是为了配合院里考古所的第二卷考古报告，它们将作为基础的数据支撑。”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图像处理研究室主任安慧莉和她的同事，图像采集研究室摄影师乔兆福，一起负责第265窟数字采集前的整体设计方案。在整体方案中的注意事项中，安慧莉他们从技术测试到问题——比如这个洞窟的采集难度在哪里等等会做详细说明。“265窟采集的难度主要在于洞窟有被烟熏过以及重层。”安慧莉说。

位于265窟南侧的第370窟，也在进行数字采集。面积大约只有15平方米的370窟，年代系晚唐的，与算是中型洞窟的265窟相比，370窟只能放一台相机，安放相机的轨道，都属于特制的小小型的。至于进行图像初步拼接的电脑等工作仪器，则只能安放在第371窟。

此窟，依然是由安慧莉他们负责做的采集前的整体设计方案。从事图像加工14年的安慧莉，她拼接过的图像数量最多的一次，是莫高窟第61窟的西壁，是4797张。安慧莉说，多年来，随着设备和技术手段的不断迭代更新，大型洞窟壁画的拼接、狭小洞窟图像的采集等洞窟采集以及图像加工等环节中的技术瓶颈也得以解决。

将彩塑、壁画数字化，在国内，莫高窟是先行者。

“洞窟的数字采集工作，我们一直持续在做，每年大概（做）30个洞窟。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俞天秀说，“现在这些数字采集的数据成果已经广泛运用到了各个行业，如出版，美术临摹、文创、展览等等。像眼下正在进行采集的第265窟，这里的数据将不仅仅应用于考古测绘，还将用于其他领域。”

就在去年年底，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公司联合打造的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文化遗产开放共享平台“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正式上线了。6500余份来自敦煌莫高窟等石窟遗址及敦煌藏经洞文献的高清数字资源档案通过素材库向全球开放，为海内外学者、文化爱好者以及艺术创意者打造出“一站式”的敦煌文化共享共创平台。

经过二次加工处理的洞窟数字采集数据，便是“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里的一块重要元素。

“现在怎么还在做洞窟的数字采集……”俞天秀他们总是听到这样的说辞。“我们今天看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拍摄莫高窟的照片，依然能从其中看到很多信息。所以，用高清手段把敦煌文化永久记录下的洞窟数字采集，是我们长期要进行的一项工作。至于它的重要性，打个比方说，假如要盖房子，那么，数字采集就像是地基，有了地基，你不仅可以盖平房，还可以盖楼房。可以说，以后它将是支撑多个行业的一个基石。”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在文物数字化领域的步子迈得更大更坚实，一些最新技术——区块链接、人工智能等都得以运用，旨在让文物保护走得更好，也走得更远。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建立起一整套文物数字化采集、加工、存储、展示等关键技术体系，已完成289个洞窟数字化摄影采集，140个洞窟和7处大遗址三维重建，形成了数字化摄影采集、洞窟三维重建、洞窟全景漫游等海量数字化资源。

经过近8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和数十载国际合作，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技术不仅让“病患缠身”的敦煌莫高窟“转危为安”，其文保技术更跻身国际先进水平，并实现与全球共享。

这样的成果，有时间的功劳，有莫高窟人的付出——成果，还是一代代人接续干出来的。

到今天，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千年敦煌竟是数字化的先头兵。

敦煌石窟虽美，然而脆弱。风沙、病害，甚至游客呼吸的二氧化碳，都让其无可避免地退化衰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人们对数字化为何物鲜有所知之时，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就提出了“数字敦煌”构想，旨在利用计算技术实现敦煌石窟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

虽然现在已不再亲自进入洞窟拍摄，但乔兆福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批洞窟数字采集的摄影师，是使用胶卷拍的那一代。他的老寒腿就是长年待在洞窟落下的毛病。“有一次我们专门挑差不多是最热的时候，测了一下洞窟的温度，窟外三十七八摄氏度，窟内只有7度。”

现在拍洞窟的摄影师，属于乔兆福的学生，在具体拍摄中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都会及时请教。拍了几十年，乔兆福积累和总结了不少经验，比如，他估算第265窟图片采集数量将过万张，再比如针对重层，如何拍才能拍得精准……“院里对洞窟拍照都有标准的。”乔兆福口中的这个标准，就是敦煌研究院在文物数字化领域制定的一些标准和规范，经过不断实践，目前已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壁画彩塑数字化技术，牵头承担并制定了国家文物局4项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行业标准（报批稿），为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的开展和推广提供了技术标准和工作规范。“在数字化技术上，应该说我们找到了最适合莫高窟的一整套技术采集。”俞天秀说。

拍了近30年的洞窟，乔兆福总觉得自己其实不会拍照片。因为他拍了一辈子文物，拍摄的永远是二维平面，还越拍越不敢拍，“就生怕把那么珍贵的文物拍不好。”

什么是最适合的？不一定是像素几个亿的最尖端的照相机，也不一定是顶级的摄影师，但一定是面对千年瑰宝时，埋于内心的一种敬畏与热爱，尽管这种敬畏和热爱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说出口来。

择一事，终一生。

这就是近80年来，一代代莫高窟人的抉择。

也许，若干年后，有些文物会在时间里隐去，而文化的传承，与在传承中凝结而成的、伟大的精神力量，会永远生生不息，让艺术永存，将文明延续。

文丨甘肃新媒体集团记者 雷媛 董文龙 景永鹏 王昱钧

视频丨甘肃新媒体集团记者 景永鹏 王昱钧